此后，执法重心下移工作应严格遵循处罚权交由规则，避免多种权力下放途径并行而挤压第24条第1款的适用空间。
国务院制定的软法与地方政府防疫指挥部制定的软法，阿里巴巴倡议的电商领域通行软法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平台倡议的电商领域通行软法，相比其权威性和说服力的强弱，大致是高下立判的。[32] 凯尔森并不是为了让法秩序总体上有实效，才论述法秩序作为强制秩序的特性，其显在目的是区分作为社会秩序一种的法秩序与其他社会秩序。
最新出版的由25位欧洲学者撰写的论文集——《在成员国中的欧盟软法：理论发现与经验证据》——展示的关于软法概念的共识也是软法缺少法律约束力。[55]换言之，称一个行为规则是法律上有效的，就是指该规则获得了属于一个法律体系中法律规则的资格，也就具备了应当得到遵守与实施的强制约束力。然而，正是因自己认同而自发约束自我和因社会认同而自发约束自我的力量是现实存在的，所以，软法的有效性概念并不是多余的。正因为如此，软法是不应该成为行政人员或法官处理事件、裁断纠纷的直接而唯一的依据。尽管如凯尔森所言，是（事实）并不能推演出应当（规范），尽管拉斯洛·布鲁特曼（László Blutman）也指出，自愿地、普遍地遵守非义务性规范是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事实，它本身并不赋予该规范以（法律上的）规范力（normative force），[44]但是，这并不能令人信服地消除如下困惑：如果没有对软法内含应当的广泛认可——按凯尔森语即意志行为获得客观意义，人们怎么会较为普遍地去遵守一个不具有强制执行力的规范呢？ 再次，即便是传统法理的有效性概念——尤其是有效性来源或依据问题，也是开放的、尚未终结的议题，并不能以此为据就断然否定软法具备有效性。
有的虽然在形式上具备法律资格，并因此而有效，但其没有对不服从者、不合作者设定制裁。这又涉及对软法如何定义这一迄今为止并未完全停止争议的问题。因此，在完善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机制衔接的基础上，还需有效引导诉讼分流，将行政权置于司法权的监督之下。
行政复议制度的多元化功能与其性质定位密切相关。来源：《法学》2021年第6期。事实上，在行政复议作为主渠道的目标导向下，复议制度实践已经做出许多有益的探索。若被申请复议的行政行为确实属于羁束行政行为，可以从调解、和解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规定的角度去把握，如果对此行为进行调解、和解，就是违反法律规定。
三、实现行政复议主渠道作用的制度选择与改革 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这一立法目的条款的提出，体现着行政复议制度在化解行政争议过程中的目标导向和制度功能定位。[6]与行政诉讼、信访制度相比较，行政复议既具有公正高效便民为民的制度优势，又具有权利救济的制度价值。
[22]参见周佑勇：《完善对行政规范的复议审查制度》，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2期，第158页。公正，从根本上说是人民的权利问题。二是，当事人之间的行政赔偿或者补偿纠纷。这一新增条款，必将对行政复议的整体制度功能产生重要影响，并直接改变现有行政争议化解格局。
二是，取消国务院终局裁决的规定，对国务院部门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以国家部委作为被告，直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这不仅是行政复议制度所追求的核心价值，同时也是其法治优势之所在。这不仅是为适应现代网络社会需求，而且是为提升送达效率。[24]林莉红：《论行政救济的原则》，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9年第4期，第26页。
[16]但是，在中央层面，《征求意见稿》仍然保留了现行行政复议管辖制度的做法，即国务院部门自己作为复议机关，相对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向法院起诉或者申请国务院最终裁决。要切实提升行政复议机关的行政复议能力建设，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予以保障。
[31]参见莫于川：《行政复议机制和方法创新路径分析——从修法提升行政复议规范性、效率性和公正性的视角》，载《行政法学研究》2019年第6期，第9页。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将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切实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权利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13个显著优势之一
切实发挥数字政府激发法治政府建设内生动力的优势，在放管服改革领域，进一步利用高科技的福音以解决顾客为导向的持续性优化政府服务供给问题。法治政府建设要率先发力和突围，要运用体系化思维解决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统筹推进，以实现三者的互促互洽。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以下简称新纲要）。政府创新是政府改革、政府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合历史逻辑的引申，[50]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基本途径。简而言之，互联网在政府提供优化服务过程中，成为重要的硬件支撑，从决策到监管再到争议化解，互联网+政务的数字政府模式构建，应该是未来中国法治政府建设的一个新的着力点，这也是实现我国法治政府建设转型、升级、优化的重要突破口。该意见强调要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宽容干部在改革创新中的失误错误，区分失误错误与明知故犯等情况，对该容的大胆容错，不该容的坚决不容，以确保容错在纪律红线、法律底线内进行。
新十六字方针的提出，是从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四个维度加强对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和法治国家一体建设的研究，在新的历史方位中，法治政府建设需要在立法、执法和司法层面推进综合性改革。行政权主要表现为裁量权，通过程序控权弥补实体控权的不足，已经成为把行政权装进制度之笼的重要路径。
法制政府的规范体系不断丰富发展，为依法行政提供了更加完备的法依据。[54]很多地方政府的创新在压力之下，不免有逾制和拍脑袋决策之嫌。
[25]《突发事件应对法》第11条规定，有关人民政府及其部门采取的应对突发事件的措施，应当与突发事件可能造成的社会危害的性质、程度和范围相适应。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活动，就是以树立典范和榜样，以先进带动落后，促进我国法治政府建设整体水平提升的有益举措。
注释: [1]张文显：《中国法治40年：历程、轨迹和经验》，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年第5期。1993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各级政府都要依法行政，严格依法办事，首次提出依法行政的概念，从而在政府文件中正式确定了依法行政原则。法治的最核心理念就在于法律至上，宪法至高无上，法无明文规定不得为、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治，并不仅仅是一种形而上的价值诉求，或者程序化的规则训诫，它更是一种特定时空背景下的社会实践，它与特定历史场域下的其他社会实践深深地联系在一起，它也必须回应特定时空背景下特定民族的社会、政治诉求。
法治政府首先要做到职能科学，即政府权力运行要有边界意识，本质上涉及政府和市场、社会和公民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看到政府的创新意识，如放管服改革、最多跑一次社会信用体系与红黑名单等，都是政府在为人民服务过程中进行的手段和方式创新。
程序和效率是行政法的两大属性。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在中国的现实语境当中，人的作用不可忽视，我们的法治政府建设要解决文件和口号的形式主义和虚无主义问题，就必须要提升关键少数自觉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来解决好发展问题的能力。
如何平衡法治和应急的关系，法治可以在什么限度内收缩，公民权利克减的边界等问题，都是法治政府建设在实现全方位发展过程中必须补白的领域。定位上，行政法总则是中国行政法治大厦的基石，是行政法体系的基本法：既是对行政法基本精神理念的总结和提炼，也是将宪法对行政权最基本要求具体化的法。
[36]莫于川：《经由阳光政府走向法治政府——〈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理念、制度与课题》，载《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7期。诚信政府建设强调政府不能出尔反尔、反复无常，对信赖利益造成损害要进行填补。此外，2014年底修改的《行政诉讼法》增加了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这一旨在解决告官见官的中国特色制度，虽然有悖于代理制度之嫌，但其对于强化官员的法治意识无疑具有难以替代的现实价值。[33]马凯：《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政府》，载《求是》2012年第1期。
[39]何增科：《廉洁政府与社会公正》，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4期。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领导人民的治国方略，这意味着我国法制建设实现了质的飞跃。
因为公正的程序是正确认定事实，正确选择和适用法律，从而作出正确判断的根本保证。[57]王万华：《完善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衔接机制》，载《中国司法》2019年第10期。
[36]行政公开是保障公众知情权，满足其合理预期的需要，亦是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促进其积极优质地为公民和社会提供服务的制度设计。如李树忠：《迈向实质法治——历史进程中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载《当代法学》2015年第1期。